黄群慧：扎实推进实体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

為了規避美國對中企的制裁，寧德時代等電池業者加速出海。

1941年美國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考恩以中尉軍銜加入美國陸軍化學戰服務隊。美國物理學家克萊德．洛蘭．考恩與弗雷德里克．雷恩斯（ Frederick Reines, 1918-1998）共同證實了微中子的存在。

它與質子的相互作用雖然很小，但還是有機會被偵測到的。他從化工轉到物理，應該與他在英國參與輻射實驗室英國分部有關吧。所以實驗學家可以檢測正電子與電子相互湮滅所產生的兩條伽馬射線。所以雷恩斯想去偵測微中子真的是勇氣可嘉。儘管微中子與質子相互作用的機率很低，但相互作用的特徵卻是獨一無二的，這使得檢測稀有相互作用成為可能。

美國有句俚語叫做「準頭差得打不中糧倉（barn）」，因此曼哈頓計劃裡的物理學家就採用了「barn」這個名稱當作單位。儘管早在1930年包立就主張貝他衰變會產生這個質量極小又不帶電荷的粒子，但是一直沒有實驗可以支持這個大膽的主張。透過親友的請託，即使是對某位候選人沒有特別看法的選民，往往也會票投特定候選人以賣給親友們人情。

換句話說，選民中有對於候選人爭論議題熟知的人，也有對於選舉議題一無所知的人。Photo Credit: 中央社 Photo Credit: 中央社 研究發現當選民與特定候選人有比較個人式的接觸，像是候選人到傳統市場與民眾握手、拜會等舉動時，通常會增加選民們投票給該候選人的意願。而會基於對立政黨的理解，反面解釋政策。對於較難吸引選民興趣或具有爭議性的議題，候選人常採取不表態或兩邊都討好的態度，讓選民難以辨別候選人的真實立場。

以同性戀權益為例，由於主流社會的看法分歧，因此候選人評估主動表態支持搞不好會失去保守派的選票，而爭取到的同性戀支持者又屬於少數，因此通常不會主動表態。而這些能正確掌握議題與候選人相關資訊的選民，多半是教育程度高、對政治感興趣、有穩定的政黨認同，且在選舉中與候選人有較多個人接觸的人。

此外，人們也通常會投給自己所支持的政黨派出的候選人，無論他們提出的政見為何。而有些家長也會要求成年子女票投給特定候選人。在2016年的美國大選中，當時的共和黨參選人川普（Donald Trump）擊敗民主黨參選人希拉蕊（Hillary Clinton）當選美國總統，此結果跌破專家們的眼鏡。首先，研究上發現當選民與特定候選人有比較個人式的接觸，像是候選人到傳統市場與民眾握手、拜會、參加紅白帖等舉動時，通常會增加選民們投票給該候選人的意願。

最經典的例子之一，是前民主進步黨立法委員盧修一在政壇發展順利之際卻罹患肺腺癌，他在病程末期仍抱著病體參加蘇貞昌的選前晚會，當著上萬選民面前跪了下來， 懇請鄉親支持蘇貞昌。文：李怡青（台灣大學心理系教授） Take Home Message 在理性思考下，人們可能會產生「不差我這一票」的想法，使許多選民不參與投票，因此選舉中的非理性思考也很重要。寇恩更發現這種支持自家政治人物的判斷，並不是人們懶得思考或使用捷思法（heuristics）路徑（註1）所致，而是經過仔細思考之後的結果，人們會基於對於自家政黨的理解來正面解釋政策。那一年，蘇貞昌以不到三萬票差距，擊敗台北縣國民黨候選人謝深山。

政治學者們常以理性決策者的角度探討選舉投票行為，不過他們通常也會發現投票行為的「不理性」成分，民主制度的運作甚至需要仰賴某些不理性的想法。不過，以上資料也顯示仍有近60％的民眾排除了理性評估投票代價（如花費的時間）與收穫，僅是基於國民義務或情感因素（如避免後悔、對支持候選人的情義相挺）而投票。

在選前的10家民調中，有9家民調公司預測希拉蕊將以1到6個百分點領先川普，只有1家民調預測川普會領先3個百分點。然而，研究者發現選情的複雜程度、選民的能力與意願、候選人表達的清晰程度，都會影響選民是否能正確判斷候選人在不同議題的立場

對於較難吸引選民興趣或具有爭議性的議題，候選人常採取不表態或兩邊都討好的態度，讓選民難以辨別候選人的真實立場。顯示選民對於政策的解讀與判斷往往基於政黨傾向，而不是對於政策的客觀理解。這些選前告急的悲情牌能激發選民的同情心或正義感，常獲得正面結果。Photo Credit: 科學月刊 表一：總統大選與立法委員選舉投票率 不過即使參與投票，選民也不一定能認真思考各個候選人的條件後做出理性判斷。選民對於候選人在不同議題上的立場會有判斷的困難，除了自身對於政治不感興趣、資訊掌握能力較差（如教育程度較低）、缺乏政黨認同等個人因素外，候選人的立場閃避與選舉中的諸多活動同樣會影響選民的判斷。由於台灣民眾重視人與人的關聯性，這種個人式的接觸不僅發生在候選人與選民之間，也發生在選民與他的親友之間。

文：李怡青（台灣大學心理系教授） Take Home Message 在理性思考下，人們可能會產生「不差我這一票」的想法，使許多選民不參與投票，因此選舉中的非理性思考也很重要。首先，研究上發現當選民與特定候選人有比較個人式的接觸，像是候選人到傳統市場與民眾握手、拜會、參加紅白帖等舉動時，通常會增加選民們投票給該候選人的意願。

這場選舉的結果不僅象徵以民調預測選舉結果的失準，也顯示了選民的心意莫測難辨。舉例來說，台灣的立法委員選舉在未合併總統選舉辦理時，投票率低於60％，但與總統選舉合併辦理後的投票率遠高於60％，甚至達70％以上（表一）。

美國史丹佛大學 （Stanford University）心理學教授寇恩（Geoffrey Cohen）以實驗法（experimentation method）操弄政策內容與政治人物的政黨，結果發現相同的政策內容如果是自己認同的政黨政治人物提出，民眾會傾向支持該項政策，但若是由對立政黨的政治人物提出，則不獲支持。不過，以上資料也顯示仍有近60％的民眾排除了理性評估投票代價（如花費的時間）與收穫，僅是基於國民義務或情感因素（如避免後悔、對支持候選人的情義相挺）而投票。

圖為嘉義市長選舉候選人黃敏惠（上圖）、李俊俋掃街拜票。現代選舉結合網紅行銷，增加政治人物觸及年輕世代選民的管道，但也會使選舉重點不再是傳遞政策或理念，而變成個人包裝、話題製造的多寡。寇恩更發現這種支持自家政治人物的判斷，並不是人們懶得思考或使用捷思法（heuristics）路徑（註1）所致，而是經過仔細思考之後的結果，人們會基於對於自家政黨的理解來正面解釋政策。最經典的例子之一，是前民主進步黨立法委員盧修一在政壇發展順利之際卻罹患肺腺癌，他在病程末期仍抱著病體參加蘇貞昌的選前晚會，當著上萬選民面前跪了下來， 懇請鄉親支持蘇貞昌。

也就是說，選民心中會浮現「不差我這一票」的想法，使得許多選民不去投票，產生投票率低的情況，而這種心態特別容易發生在差距懸殊或選民心中不太重要的選舉中。罐頭式的錄音電話則未能增加選民的投票意願。

依據理性的觀點，選民會排序議題的重要順序，並選出在重要議題上看法與自己最接近的候選人來代表自己。以同性戀權益為例，由於主流社會的看法分歧，因此候選人評估主動表態支持搞不好會失去保守派的選票，而爭取到的同性戀支持者又屬於少數，因此通常不會主動表態。

那一年，蘇貞昌以不到三萬票差距，擊敗台北縣國民黨候選人謝深山。在選前的10家民調中，有9家民調公司預測希拉蕊將以1到6個百分點領先川普，只有1家民調預測川普會領先3個百分點。

而有些家長也會要求成年子女票投給特定候選人。而這些能正確掌握議題與候選人相關資訊的選民，多半是教育程度高、對政治感興趣、有穩定的政黨認同，且在選舉中與候選人有較多個人接觸的人。然而，研究者發現選情的複雜程度、選民的能力與意願、候選人表達的清晰程度，都會影響選民是否能正確判斷候選人在不同議題的立場。透過親友的請託，即使是對某位候選人沒有特別看法的選民，往往也會票投特定候選人以賣給親友們人情。

此外，人們也通常會投給自己所支持的政黨派出的候選人，無論他們提出的政見為何。另外，在選舉競選晚會上感性的訴求，常會感動與會者將自己的一票投該名候選人。

Photo Credit: 中央社 Photo Credit: 中央社 研究發現當選民與特定候選人有比較個人式的接觸，像是候選人到傳統市場與民眾握手、拜會等舉動時，通常會增加選民們投票給該候選人的意願。換句話說，選民中有對於候選人爭論議題熟知的人，也有對於選舉議題一無所知的人。

政治學者們常以理性決策者的角度探討選舉投票行為，不過他們通常也會發現投票行為的「不理性」成分，民主制度的運作甚至需要仰賴某些不理性的想法。在2016年的美國大選中，當時的共和黨參選人川普（Donald Trump）擊敗民主黨參選人希拉蕊（Hillary Clinton）當選美國總統，此結果跌破專家們的眼鏡。